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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获平反内幕:定性为完全是革命行动

【提要】34年前的今天,1978年农历十月十五(11月15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走向。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人们既对未来充满企盼,也对过去进行反思。在这新旧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中,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群众看来,1976年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它平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很快变为现实,待到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11月。这一重大事件的平反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

1976年清明节的英雄纪念碑前堆满花圈

1976年清明节的英雄纪念碑前堆满花圈

群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拥护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群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拥护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本文选自《百年潮》

  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共中央制定“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统一部署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全国各级领导班子。随着揭批运动的深人开展,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这些要求又突出地表现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上。而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的。

1976年3月底,首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掀起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个群众运动在4月4日达到高潮。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采取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该文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的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四人帮”被粉碎后,轰轰烈烈的揭批运动址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在指导思想上,这场运动被限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框架内。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人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这种基调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自然不可能顺利解决。

10月26日,中央宣传口成立。华国锋在对其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应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四人帮”本质极右;批判中要注意,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批邓要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准,以四号文件为准(四号文件即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的通知》—作者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同时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被定性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妄图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的天安门事件,自然属于“决不允许翻案”之列。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而一个月后,即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全党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和拨乱反正的进行。1977年1月,北京市的李冬民等十余名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李冬民等人以“反革命罪”被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错案才得以平反。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能翻,这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讲话中,华国锋把天安门广场事件和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区分开来。前者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因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后者的行动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应予平反。这两种性质的区分,表明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表示,邓小平可以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到“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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