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蒋介石如何应对汪精卫背叛党国出逃事件?

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 著,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一】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国史馆”藏。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对日)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5。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11日。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陈布雷:《回忆录》(二),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3页。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1页。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刚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漫谈》,《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第360页。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会晤影佐谈话纪要》,〔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页。

上一页 1 23456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