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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大逃港”内幕:广东14万人逃至香港(图)

为防止难民大量涌入,港英政府筑起铁丝网

为防止难民大量涌入,港英政府筑起铁丝网

在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地铁站不远处,有一片宜人的沙滩,边上是永不打烊的欧陆风情休闲区。坐在那些露天的咖啡馆或酒吧里,海风拂面,视野开阔。从这里,往东南方向远眺,隐约可见香港元朗。

30年前,无数内地人诀别家人、不顾生死,跨越这看似触手可及之间,逃赴香港。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边境大小规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屡屡发生。其间,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就达50多万人。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称为“大逃港”。

事实上,逃港是30年间一直存在的现象。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共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参与者以广东人为主。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1978年,深圳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由西线泅渡通常是首选。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意即“有去无回”。

一个荒废的村子,告诉我们这块土地上曾发生的事

为了解其中真相,现居深圳蛇口的陈秉安在20多年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员,收集了大量资料。2010年10月,藉相关档案公开与改革开放30周年之机,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大逃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该书面世后,一度引起极大关注。这本书也为陈秉安个人带来不少争议。面对赞誉或是批评,陈秉安说:“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

意识到这个空白,是1985年的一个冬天。当时刚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陈秉安,对东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广袤空地产生了兴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制的地图上,他看到那里被清清楚楚地标识为“径肚村”。

这位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带上地图,骑上单车,跑到了边防禁区,试图一探究竟。在一条长满野草的小道边,他发现了地上的砖瓦残片,拨开密密麻麻的芦苇,看见好几截破败的土墙。这时,他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荒废的村子。 这让他联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参加的一家酒店开业庆典上的情景:迎宾、入座、烧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辞时,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欢迎辞的总经理,突然捧着讲稿号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只见他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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