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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亲历者:林彪专机失事原因并非没油(2)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是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我睡觉时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政委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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