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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叛将污蔑毛泽东:工于心计独裁样充分表露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作者:吴东峰,原题:“沧海一粟”粟裕大将轶事

最后,说一说龚楚的回忆录(即在《我与红军》基础上扩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此书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揭载颇详,涉及的领导人颇多,可作为红军和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其可信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杨尚昆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当然,书中自我辩护的方面,读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这本回忆录,还有一个“破记录”的地方它是由两个叛徒写序的:张国焘的序和龚楚的自序。

张国焘在序言中称:包括他和龚楚在内的当年 “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治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于是,张国焘感慨道:“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龚楚在自序中称:“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显然,这是为他后来的叛变预设理由,即:革命本身发生了逆转,乌托邦走上了不归路,革命者又该怎么办?真乃:叫一声“革命”太沉重!

龚楚在回忆录里谈及朱德、陈毅,他说:“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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