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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哪两家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保护伞”?

商务吸收“靠边站”学者

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两场政治运动剥夺了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上讲台和从事研究的权利。这时候,担任出版任务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学者、翻译家的保护伞。

李霞介绍说:“当时主持商务工作的陈翰伯不仅将一些以前留学回来的、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而且还邀请北大等高校和其他机构内的已经被‘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等担任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使他们能够通过翻译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得以‘文’有所用。当时曾有段时期,在‘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压力下,出版社被要求停止稿费制度。但陈翰伯仍然坚持要求编辑在稿费方面尽量按高档给名著译者开付稿酬。”

“文革”期间,一些译者因参与商务古典名著的翻译而受到冲击,增加了“罪名”,退回合理的预支稿费。这段时期,商务基本不能再出学术译著,一些专业老译者如蔡受百、于树生生活窘迫。商务为了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给他们每人每月预支稿酬50元,待以后能出版他们的译著时再从稿费中扣还。

李霞讲述了“文革”期间朱光潜先生翻译出版《美学》的故事。1958年时,朱光潜已经翻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的第一卷。之后因受“文革”干扰而中断,第二卷译稿在“抄家”时被抄走。到“文革”后期,朱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打扫垃圾时,居然在一个角落的废纸堆里发现了被抄走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译稿。故物重逢,感慨莫名。在朋友的帮助下,朱先生拿回译稿并进行秘密修改。197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恢复业务活动,时任副总编的高崧提出了两个工作办法,一是将多卷本的书补缺,另一是人弃我取。在这一原则下,商务希望把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美学》列入出版选题,于是派编辑陈兆福,经由看守朱先生的工宣队同意,去看望“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通过巧妙的周旋,终于避开了工宣队的监视,与朱先生洽谈《美学》出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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