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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历史拐点: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2)

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中央慰问团在杂谷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在交谈中,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决定当军委委员,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中革军委。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北进的红军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进入芦花地区的特殊意义在于,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北进计划如果受挫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张闻天说可以将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毛泽东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作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有让他把军权抓到手。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张国焘别无选择,表示“基本赞同”。但是随后提出了“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于是,张闻天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继续北上松潘。尽管北上被不断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从21日至22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争论一个问题,即: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毛泽东的发言从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四方面军既没有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关于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四方面军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作为当时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存在的。1933年四川军阀结束了相互的混战,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当时的川军占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四川全年6700万财政收入中的6000万被用于军费开支。川陕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生存危机。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自川陕根据地建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16个月,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最后,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就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改变着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1935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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