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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蒋介石日记:提到自己“淫欲难制”

 “大陆第一人”

历史学家杨天石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读到蒋介石日记的学者,他回忆说:“日记原件存放得极为严密,一般人不得靠近,档案馆馆长和另一位负责的馆藏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个人一起才能打开库门,而即使进入档案库,哪怕是蒋家后人也不能接触原件,只能提取复制件。”

杨天石看到的就是蒋介石日记的缩微胶卷影印件。按照规定,杨天石不得对日记进行翻拍,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和笔进行摘录。

杨天石称,蒋的日记可说是他的反省录,“读蒋介石的日记,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而并非为了将来备忘或者出版,其中记录了他许多真情实感。蒋介石早年每天静坐,反省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有什么坏念头,晚上就在日记上写下来。蒋介石好色,有一次逛街时对面走来一个女孩,蒋一看,哟,这个女孩挺漂亮,心里动了一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在认识宋美龄之前,蒋日记里这样的内容,是很多的。”

“曾有记者要我用几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我做不到,但我能总结他5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

作为研究蒋介石多年的学者,杨天石也常常在看日记时感到很惊讶,“我说出来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蒋介石在日记里写,曾经想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入党人员须是农民或革命军人;他还写道准备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军队要给农民种地。还有更让人不能相信的,他写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这些不是他在骗人,因为他没有发布,只是记录在日记里了。”

杨天石发现,蒋介石一直对国民党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改造。国民党军队上层腐败,士兵生活困难,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他在重庆看到国民党的士兵,穿得比乞丐还破,羞愤到几乎要自杀。蒋介石曾决心向共产党一样实行土改,并在日记中拟定了数个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国推行二五减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势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悄无声息地叫停了。

杨天石坦言他研究的目标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可他也承认,尽管日记解密,但要达成这个目的并不容易。

杨天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等。推荐图书:《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杨天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等。推荐图书:《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里记录的秘密

继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对外开放之后,《蒋介石日记》将公开出版。蒋介石的日记一记就是五十七年,而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先生研究《蒋介石日记》也超过了二十年。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读到《蒋介石日记》的学者,杨先生最近刚刚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他对,通过蒋介石的日记可以全面地看到蒋的内心世界,还有许多在档案或报纸中不可能记载的政治秘密,“研究近现代史不看蒋的日记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完之后满盘皆信也是会上当的”。

蒋家此前一直对《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与出版讳莫如深,近几年日记却逐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据说最早今年年底还要全部在台湾出版。您怎么看待蒋家这种态度的变化,他们是如何考虑的?

杨天石:蒋介石生前并没有出版日记的计划,他去世后日记交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去世后又交给他的儿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去世之后则由他的妻子蒋方智怡保管,在最初也并未想过公之于众,更完全没有出版的计划。后经过动员,从保存资料的角度,同意寄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时间为五十年,之后要回到中国。在这之后,又经过反复的说服和论证,蒋方智怡同意分批提供给公众来阅览,依旧没有出版的计划,并且对提供阅览提出了严格的条件。蒋家原来不知道这批材料公布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开始时非常谨慎,但开放后他们发现材料的开放不仅无损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形象,反而起到了改善的作用。读者的反应出乎蒋家的预料,所以他们觉得也许出版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会带来方便。

就出版计划来说,蒋家开始也很谨慎,蒋介石的日记记了五十多年,而蒋家原先的计划是每年仅出版五年的日记,全出完要十多年。而现在的计划是今年年底出版1945年到1954年这十年的日记,并在今后的三年之内全部出齐。而这仅仅只是计划,能不能顺利进行现在也不敢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您阅读与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当《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后,您又多次赴美,是什么让您对《蒋介石日记》保持如此长的兴趣?

杨天石:第一,我最初读的蒋介石日记是通过《蒋介石日记类抄》,这是一个摘抄本,时间有限,只从1918年到1926年,另外是1931年,时间较短,又不完整。但是从摘抄本里,我已经感到这对于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有重要的价值。举例来说,1926年广东发生“中山舰事件”的时候,蒋介石曾经说过,许多秘密现在不能讲,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要在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看到的蒋的日记摘抄本,里面恰巧有关于该事件的记载,我曾经根据这个日记和其他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山舰事件之谜》,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胡乔木同志说是上乘之作、世界水平之作,还当面告诉我说,“你的研究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从那以后,我根据大陆保存的蒋的日记类抄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又去台湾阅读了那里保存的由蒋的同乡编的另几个摘抄本《困勉记》、《省克记》等。这些都有很高的价值,但也仅到1942年为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2006年日记在美国开放后我会很积极地去看。首先我认为日记本身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帮我们了解很多政坛内部的重要机密,有很多事在公开的场合是见不到的,而日记中却保存了一些内部的幕后的机密。此外,日记能够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内心世界,这同样是在公开场合看不到的。除了其自身的史料价值是我所关心的之外,我也关心自己之前所从事的研究。我曾利用蒋介石日记的类抄和摘抄本写了一本书《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我当然关心摘抄本是否准确和全面,如果存在很大的误差的话,那么我之前的研究都会落空。所以我非常希望见到日记没有经过改动的原始面貌,来验证我之前的研究是否站得住脚,所以开放当天我第一个走进了档案馆。目的就是这两点,首先是日记自身的重要史料价值,其次则是验证自己之前的研究是否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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