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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后的“斗、批、改”思想研究

1971年突发的林彪事件中断了全面“斗、批、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进程,极大地扰乱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设计与掌控,“文化大革命”的后续演进由此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斗、批、改”思想亦随之进入最后的历史阶段。由于林彪事件严重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因而此后的“斗、批、改”思想已不再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逐步滑降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边陲地带。但作为“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斗、批、改”思想的内在逻辑依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很多层面发挥着惯性作用,并显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林彪事件后,这一要求便迅速成为批判林彪集团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任务,其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宣传“两条路线斗争史”,突出强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试图澄清被急剧变动的政治形势所模糊的阶级斗争版图,以利于新的政治批判的展开。同时,虽然全面“斗、批、改”运动已无法大规模进行,但“斗、批、改”思想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体系里迅速退却,故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仍与“斗、批、改”在思想层面上实现结合,“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和斗、批、改任务结合起来……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深入下去”,[1]“斗、批、改”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得到继续延展。批判者明确指出,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并未结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经验要加以总结,有些政策要继续落实,有些规定要坚决执行,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调查研究和解决,“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我们要认真抓上层建筑,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件大事来抓”。[2]在此期间,由于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主要致力于对林彪集团的批判,在客观上有利于反思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斗、批、改”思想在某些方面呈现缓和化的内容与结构。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势利导,对无政府主义等极左思潮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批判者由此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必须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实现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他们还经常援引恩格斯“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为经典论据,突出规章制度在经济生产和企业管理中的权威性,认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规章制度无用论”等谬论“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3]而“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加强企业管理,健全生产指挥系统,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一环”。[4]更有批判者指出,当前企业“斗、批、改”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一切设计图纸、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的改革,一定要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决不可操切从事……违背了客观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5]以此为契机,全国很多地方和领域逐步恢复并健全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规章制度,改善并加强了企业管理。此后,尽管政治形势不断发生变动,但对规章制度的重视渐次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即使“四人帮”掌控的刊物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一项规章制度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不然的话,实质上就会导致取消一切规章制度,这也是不对的。”[6]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期间,经济领域继续着力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恢复被废弛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加强产品质量。这些努力作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在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的环境下,对宽松政策的强调与推行成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71年底谈到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时,虽然仍然强调“对个别人说,斗批改是要参加的”,但也明确指出:“对于党,比如民盟、民革还要保留”,“保留民主党派比较有利”。[7]他于1969年初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的要求再次得到广泛的宣传和强调。1972年4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在当前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斗、批、改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并特别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更有论者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深入进行到现阶段,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确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8]可见,将落实党的政策与“斗、批、改”加以联系,对提升落实政策工作的政治高度以及凸显其实施层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此前后,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从关押、审查和批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而进一步促使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呈现缓和趋势。当时的海外观察家曾就这一变化指出,毛泽东以“治病救人”的口号和“群众路线的斗、批、改的路”解决党内斗争,并未沿袭斯大林式的“血腥的路”,“这是毛比斯大林伟大的地方”。[9]

综上所述,这些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部纠正了某些严重的极左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粗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遏制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的全面危害,有效地缓和了林彪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局势,也显现了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意图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的强烈诉求,赋予“斗、批、改”思想以一种建设性的面相和效能。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整体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而随着政治局势的逆转,“斗、批、改”思想的内容和方向亦随之丕变。

1972年底,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针对一封主张贯彻周恩来要求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来信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0]次年5月,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抓意识形态,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11]《红旗》杂志就此发文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还没有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12]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这些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均与毛泽东感受到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出现的质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潜流有关。这一变化不仅逆转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以及“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而且使主要承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斗、批、改”重新成为极左势力影响政治形势的工具,如由迟群把持的国务院科教组在关于科教战线“批林整风”的报告中,就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搞过了头”等看法和意见,并对知识分子作出了“两个估计”的极左判断;王洪文在同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人谈中共十大精神时竟露骨地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还要继续。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没有事。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13]这预示着“斗、批、改”将被迫脱离批判极左思潮的思想脉络,为极左思潮的重新泛起提供合法性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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