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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成毛泽东接班人后为何“不想干这种角色”(3)

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

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

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

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林彪在1966年12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这三个副词,他上来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1967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可是,到1968年,情况有了变化。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

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1970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

1966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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