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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何回绝毛泽东对文革功过三七开要求

周恩来与毛泽东握手,中间是邓小平。

周恩来与毛泽东握手,中间是邓小平。

本文原载于《福建党史月刊》,原题为《1973年,毛泽东的“三多一少”为啥不能实现?》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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