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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搞包产到户是站在地主立场反社会主义

核心提示: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公开批评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责他们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2期,作者:许人俊,原题:《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2期,作者:许人俊,原题:《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

1972年秋,农村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曾被错误批判为“小脚女人”和“刮包产到户单干风”的邓子恢,在历经坎坷后,终于在76岁高龄时一病不起,长期躺在北京医院里与死神周旋。

一些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后纷纷赶往医院看望这位德高望重、屡受冤屈的老人。老人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思维清晰,常和战友们畅谈往事,其中触及最多的话题是30年代的红军生活和60年代的包产到户。他怎么也忘不了包产到户,总要强忍病痛向人们陈述自己保荐包产到户没有错,并顽强地预言包产到户迟早会实行。尽管陪伴在身旁的夫人陈兰同志劝他少讲话,他依然要讲包产到户,他似乎已同包产到户融为一体。

同年12月8日,邓子恢病情加重,因得不到应有的保健护理,他在夫人陈兰刚刚去卫生间时,突然从病床上滑下,头部重重摔在光光的水泥地上,头颅严重损伤,病情更为恶化,从此陷入昏迷状态。在这生命垂危之际,可敬的邓子恢竟然仍在喃喃细语,他在一字一顿,慢慢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两天后,革命老人最终带着冤屈的心声离开了人世。

邓子恢为何临终也念念不忘包产到户?似乎令人迷惑不解。其实熟悉邓老的人,都知道从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公社化高潮中,他头脑清醒不发昏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深知农村家底“一穷二白”的邓子恢,头脑冷静,态度消极,不跟风,不刮风,反对穷过渡。同年8月毛泽东宣布由谭震林负责农村工作,原先主管农林口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右倾”靠边养病。随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展开了,全国沉浸在一片狂热之中,到处宣传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共产风和浮夸风也趁势席卷中华大地。《人民日报》把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以及实行劳动军事化,吃饭不要钱,家务劳动集体化和社会化等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加赞扬,号召学习。

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加之受某些激进人士的影响,毛主席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曾想取消它。这一年6月,邓子恢到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里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突然向邓老提起取消自留地的想法。根据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邓老深感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农民的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双方都在游泳,不便展开细谈。

回家后想到此事,越发不安,夜不能寐,随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必要性。他权衡利弊后指出:保留自留地“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信第二天就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细地阅看邓子恢的信,深感老战友言之有理,从此再也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实践证明,正是这一点点自留地,后来在三年困难期间,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保命的“救命地”。邓子恢的那封信,可谓“为民造福,功德无量”。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步伐的加快,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卫星”不断升天。8月20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人民公社的成立,给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似乎共产主义将会降临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邓子恢读后甚感惊讶,他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人赶往徐水县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公开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在全党上下“拔白旗,插红旗”的强大压力下,邓子恢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确实难能可贵。

幸好11月间,毛泽东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邓子恢一向反对在生产关系变革上搞冒进,也反对超越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空想社会主义。1959年元旦刚过,他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当时有人责难邓老“刮西北风”。邓老没有理会这些责难,会后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按“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远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突出的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瞎指挥,侵犯社员利益,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人们形容农村“红旗遍地飘,社员在打闹,出工不出力,人人瞎胡混”。最终是地减产,人挨饿,民不聊生,到处上访告状。

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正直求实的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老抱病率工作组离京,他先到山西汾阳,后到河北石家庄。朴实的邓老头戴草帽,脚穿布鞋,一身布衣,在农村走乡串户。他找干部和农民开会座谈,到社员家中揭锅盖,看粮袋,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为避免片面性,邓老又不顾疲倦劳累,风尘仆仆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调查。他深感北方南方大同小异,公社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瞎指挥,矛盾众多,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使农村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

邓子恢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在无锡埋头苦干,反复推敲,奋斗40多个昼夜,终于起草了一个66条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接着,召集一些省委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上报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这个《条例》后交口称赞,急送毛泽东审阅。

此时,毛泽东正因公社化的混乱局面而心烦意乱,他也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但未能如愿。如今看到邓老搞的公社内务条例,兴奋不已,立即把它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所以人们常说前66条是后60条的基础;没有邓老的前66条,就不会产生后60条。邓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赢得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随即出人意外地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他没有份。毛泽东还以责备口气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毛泽东边说边将目光扫向会场,他在寻找邓老的身影。但未能见到,于是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顿时会场都在帮助寻找邓老。谁知邓老那天身体不适,迟到一会儿,就坐在会场的后排,离主席台较远。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没有听清毛主席的讲话。当人们突然冲着他大笑时,他莫名其妙问身边的叶剑英元帅:他们笑什么?叶帅乐哈哈地说: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了!

听说毛主席在讲自己,邓老精力集中了。只听毛泽东声音洪亮,自问自答:农村工作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过去,毛泽东批评邓老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泽东公开承认邓老是正确的,大家都向邓老热烈鼓掌,表示敬意。有些省委书记立即把这些情况当成特大喜讯,连夜通过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觉得还是毛泽东了解自已,原先的委屈情绪也一扫而光。

热心向毛泽东保荐包产到户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全党上下都在关注,邓子恢更是焦虑万分,多方搜集情况。

穷则思变,各地农村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无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这实际是对当时时兴的“越大越公越好”观念的否定。

民以食为天,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1961年秋,心系农村、忧国忧民的邓老,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组南下调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他坚信实践出真知,群众出智慧。他先后到河南、江西、福建农村调查研究,心中逐渐有数。年底回京途中,路过安徽合肥作短暂停留。他早就耳闻安徽搞包产到户责任田,因为“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故巧妙称“责任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见到邓老光临甚为高兴,当面向他汇报说,全省农村已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增加,效果很好。一向注重实际的邓老当即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这是邓老首次接触包产到户责任田,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由李葆华接任,已经兴起后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境地。5月,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上书邓子恢,诉说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人们继续试行。

邓老读信后心情颇为沉重。这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的工作组,正在安徽当涂县农村调查责任田问题。不久,他发回报告高度赞扬责任田,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并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议,邓老甚为困惑。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符离集地区调查。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于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于杂粮区。尽管作物不同,但他们调查后发现,符离集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当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都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出路,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条理性的陈述,列举10大变化和7大理由,论证包产到户责任田方向对头、效果明显,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他们甘冒风险为民请命,令人敬佩。

经过调查研究和大量数据论证,邓子恢确信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管理体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希望之路。

为了让中央领导层有更多的人了解包产到户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关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这个期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阅后称赞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短短批语中,竟连用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字样,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态度有变化,解决包产到户问题机不可失,应该趁热打铁。

1962年7月的一天夜里,邓子恢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等驱车进中南海,再次向毛泽东陈述各种情况和理由,竭力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最终勉强同意“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这是邓子恢磨来磨去的一大胜利,他庆幸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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