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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仅凭相面定案:一万云南群众受牵连致死(2)

这说到哪里去了,古时候有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没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这么信口开河,我忙着分辩说:“根本没有这个事实,我当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的。”

康生不听这些,继续说他的:“你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不会跟你走的!”

对此,我严肃地说:“你说话要慎重,不能凭脑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像是拿出了“杀手锏”,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这几句话在当时真够得上份量,不仅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我自己也大吃一凉。记得我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我坚决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两声,“那时你是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是带着阶级感情的。”他接着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他又进逼一步,“你敢说你历史没问题?”

我回答:“没问题!中央可以审查嘛。”

康生一见我仍不让步,气急败坏,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踱步,“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我还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着我的鼻子,连说:“你写,你写!”

我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正要递给康生,恰巧见到他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全国人民揭露康生这个大野心家的罪行时,把这次诬陷事件称为康生发明的“相面”定案,我认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于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我自己便遭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先从1967年3月的谈话说起。

当年2月下旬,由于当时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有些人冲击机关,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情况。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于是,我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见我的通知,一位秘书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谈话,于是,我只得在小会议室里坐等,一直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后来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诉我,康生要来了。我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时针指到了3月1日1点。

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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