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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文革被逐出中南海自杀真相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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