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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进展:华国锋若干史实还原

编者按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刊将从人物篇、事件篇、考释篇、正误篇、史论篇、综述篇等角度,精心组织、陆续刊发一批党史党建文章,全面回顾我党成立90年来的光辉历程,认真总结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解和认识。此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专题”为开篇。

中共党史人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亦日趋客观、公正。本刊今日刊发“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介绍若干党史人物研究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党史人物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一些重大纪念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党史人物研究。学界对那些为人熟知的领袖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更加趋于全面而客观;对一些曾经在党的历史上作过贡献或产生过影响的非知名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发掘和认识。这里择取近几年学界比较关注的若干党史人物,略作评述。

-李大钊:对其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有了更多层面的深入解读

长期以来,关于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一大”会议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有论者根据已有的成果和史料,综合分析,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1)直接原因:公务繁忙。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这一说法主要源自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张国焘写的个人传记《我的回忆》。(2)重要原因:参与领导索薪斗争。这种提法最早是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提出来的。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提到当时北大教师长达十个月的索薪斗争。(3)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互相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4)个人原因:为人低调;没被推选参加“一大”;怕给“一大”会议带来不安全。李大钊为人比较低调,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对不出席中共“一大”也该是如此。再加上,暑期将至,自己所兼任的各所大学的课程都要进行期终考试,故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党的“一大”,只是嘱咐派去的代表,希望陈独秀能担负起领袖的职责,自己则愿做一名普通的党员。

-陈独秀:对其思想发展轨迹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化

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发现,学界对陈独秀的许多方面都开始进行了重新研究。学者祝彦在其2008年出版的《晚年陈独秀(1927-1942)》论著中,在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对象原著的研读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例如: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他通过苏联解体后所公布的档案文献推翻了用以论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所谓国民党二大上的选举、关于中山舰事件、关于整理党务案的“三大让步政策”,指明了大革命的失败错误主要在于共产国际,而陈独秀只是莫斯科的“替罪羊”。作者还注意到从陈独秀个人的书生性格特征方面来分析其政治悲剧,陈独秀书生那种固有的文人气质所注定的“书生—革命家—终身反对派”的归宿。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作者系统论述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打破以往研究陈独秀思想所遵循的从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高潮、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的失败、参加托派、被捕入狱、晚年流落江津等这样一个粗线条来叙述他的生平的模式;在叙述这些历史阶段的过程中,基本是对传统观点的补充、纠正甚至颠覆,指出对于陈独秀一生的作用和贡献要进行全面认识,不能只限于“革命家”这一角色,陈独秀在其他方面成就还有很多,比如其创办《安徽俗话报》在新闻学方面的功绩;比如其文字、文学、书法方面的成就,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瞿秋白:学界对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了更多的挖掘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所做出过的独特贡献很少关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历史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史料都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之后又多次对“割据”理论进行阐述。

研究者还挖掘了瞿秋白对南昌起义的作用和贡献。针对“在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决策时,往往忽略瞿秋白的作用”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从瞿秋白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书面报告和《政治决议案》中可以看出。瞿秋白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上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他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南昌武装起义“在政策上绝非是盲动主义的政策”。因此,瞿秋白在南昌起义期间对中国革命新途径的探索和思考,为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积蓄战斗力量作出了贡献。

-徐以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人物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曾相当流行。随着许多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人们逐渐弄明白了其来龙去脉,但对其中所谓“半个人物”仍感到费解。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披露了“半个人物”就是后来曾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徐以新。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了“十天会议”。当时王明远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其中包括徐以新。此后,多数中山大学的学生将王明的教条宗派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名单,说法不一,涉及52人。而其中的“半个”的由来,是因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

徐以新因为与“二十八个半”有了扯不清的关联,在此后的50年里,这个阴影都没有完全消除。在民主革命年代,他曾被张国焘关押三年多,“文革”时期又因康生的一句话“‘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其名字也被打入了另册,党组织关系被掐断。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得到了拨乱反正。为了弄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1981年8月,中央委托冯文彬主持召开了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座谈会,取得了共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当年积极追随王明教条宗派的人,他们的政治表现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多数变好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能准确反映王明宗派集团的实际情况。因此,与会同志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1994年12月,徐以新去世时,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对其一生的贡献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华国锋:若干史实得到发掘和还原

近年来,学界对华国锋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关注。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有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即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近年来,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这具体表现在:(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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