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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古代六大“性文化圈”:彼此独立又依赖

 二、仕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士大夫为首的为皇朝统治服务的整个官宦集团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的确比欧洲中世纪的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它以开科取仕的办法极大地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它不讲门第贫富,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政治。但绝大多数的中选之士,最终不过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诱下,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帮凶。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

中国历史上确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可惜的是,历代大多数文臣都爱钱,武将都怕死,闹得政治腐败,以致民众造反,外族入侵,藩镇叛逆,中国大半历史都不太平。

对文人来说,人生有两大幸事,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前者保障传宗香火,后者提供功名仕途,从而使财产和权力世代延续不断。

既然“书中自有颜如玉”,功成名就之后就应享受。官宦人家当然应有三妻六妾,甚至妻妾成群,还有众多的丫鬟随意伺候。有的家中还养有大批歌舞妓供自己享乐或招待宾客之用。别的且不说,就连人们虚构的青天大老爷“刘罗锅”,不也娶了个丫鬟为小么?

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乃妓院,“薄幸”为薄情之意;可以说,此诗为杜牧在奢华梦醒后而感悔艳游之作。据《杜牧别传》载,杜牧在扬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于是对所遇妓女的美艳十分留恋,便写了传世名作:“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杜牧不过是大多数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士大夫常以放荡不羁为时尚。在生殖主义保障财产和权力的再继承之后,非生殖主义的性观念又使他们追求浪漫主义的性行为或腐朽糜烂的性刺激。

士大夫们大多是一帮具有双重性格和两面嘴脸的矛盾人物。

一方面,他们可能因受过教育,具备知识,自我意识较强,对精神生活有一定的追求,易产生离经叛道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为统治者效劳的官僚机器的一个零件,必须道貌岸然地以封建伦常的枷锁来束缚和“教化”百姓,否则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三、乡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乡绅为主体的某一地方势力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所谓乡绅阶层,在封建社会是真正维持某个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伦理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当地精神文化和各种物质利益的总代表。乡绅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代表地方利益与各层官府和朝廷应付周旋,另一方面又协助甚至勾结统治当局掌控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或是宗族首领、退隐官员、举人秀才,或是地主员外、富商大贾,以自己特有的家世、名望、人脉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或影响资源、土地、生产、市场、钱庄、当铺、运输等经济命脉及其发展。

与士大夫阶层不一样,乡绅是旧式私营经济的真正主人,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他们知道“钱本位”的效应,最清楚金钱财富的力量,即“越是钱多、越是气粗”为简单而现实的真理。为了钱,他们会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榨取雇工和佃农,也会用最恶劣狡猾的手段来欺骗顾客和买主,甚至还会以其他各种非经济的法子来牟取暴利。他们也明白钱与权可以转化,有钱也可以有权,如用钱行贿衙门就可换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可以“捐官”,即花钱买个县太爷的官位来做做,再将权转为钱。

乡绅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两面的阶层之一,是道貌岸然与男盗女娼的“完美”结合者。

他们可以动用宗族的权威,以孔孟之道的说教,俨然为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判决者和整治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万恶淫为首”,有伤风化的两性乱序乃社区第一祸害。为此,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甚至将犯戒者处死。

他们又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名正言顺地纳妾娶小,从元配发妻之外的二姨太,可一直排到第几十名姨太太。而所谓正妻的一个最大美德,不仅不能嫉妒,相反还要劝说丈夫以多纳妾为荣。

他们还可以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奸淫乡民之妻。

他们更可以经营“青楼名馆”和“烟花之巷”,逼良为娼,而自己也是主要的常客。中国几千年,除官办外的民间娼妓制度主要为乡绅阶层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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