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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骂宋子文:不学无术 败坏国是

文 | 贺江枫

宋子文因其财经专长,与美国政府关系良好,又为蒋介石的内兄,在民国政坛上备受倚重,历任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职,而抗战后期以外交部长兼代行政院长的正式履职期间(1944年12月—1947年3月),更是其仕途生涯的巅峰。今年12月4日是他120周年诞辰。近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宋子文档案向学界全面开放,使得世人得以对这位历史人物认识更加多元,亦更加客观,正如知名民国史学者吴景平所言:“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复杂性,即非十全十美、亦非十恶不赦,在肯定宋子文历史贡献的同时,宋之贪腐、蒋宋孔政治家族内部的矛盾与纠葛同样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他人眼中的宋子文

宋子文因家庭及教育背景的缘故,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模式均较为西化。他习惯于用英文写作和交谈,以至于1944年12月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到院办公,因下属均以中文交谈,颇觉不便,由此可窥一斑。宋虽为政治活动家,但对演讲之事并不擅长,尤其是他的中文极不纯熟,且十之八九为上海方言,听众多有“尤不易懂”之感。宋本人性格较直率痛快,不喜敷衍遮蔽,尤其不擅长人情世故、转圜应付,因此,外人对宋的评价褒贬不一、判若两极。

1933年8月31日,时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黄郛与宋子文会谈,商讨华北财政整理问题。当日黄郛在日记中评价宋子文:“一面年富力强、一面少壮气盛”,指其缺点是“对国家事不虚心、不静气”。9月1日二人再次会谈,在对日方针问题上产生较大分歧。宋子文表示两至四年之内必然爆发太平洋大战,并确信日本必败,黄郛则不以为然。

1940年6月,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美国寻求援助,时任驻美大使胡适曾在日记中说:“我当初所以不愿政府派子文来,只是因为我知道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四年后,当宋子文出任代理行政院长时,这位平时难得骂人、被人誉为好好先生的胡适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禁在日记中写道:“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

相反,宋子文在某些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却很好,英国的沙特爵士对其曾有一番生动的描述:“身材中等,强壮文雅,面带东方美,时而沉思,时而虎虎有生气,其一人具兼东西方之优点,为他人所罕有。”1944年12月18日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曾以宋子文作为封面人物,对其极尽赞美之词,甚至将他与美国开国时期首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相提并论。

不管他人对宋子文的评价差别多么悬殊,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宋对于自己的亲朋旧交乃至于下属,照顾有加,时有关心之举。如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当时远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宋子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重庆的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嘱咐他设法将居住在香港的亲信迅速用飞机接往重庆,并亲自拟定名单以及撤退的先后顺序。

  为蒋介石巩固统治打下财政基础

宋子文早在1925年9月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就已表现出非凡的理财能力,他既能以前任的实践为借鉴,又敢于革除积弊;虽与商界过从甚密,但交往中又有一定之规;他确立了自己在财政金融决策中的权威地位并充分利用之;他讲究效率,对下属考成颇严,但也注重使措施制度化和拥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而客观上能够做到不因人事的进退而兴废。宋担任财政部长的一年内,广东国民政府收入达到8020万元,较1924年的798.6万元增长了十倍之多。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宋子文继续执掌财政部,并将统一财政视为理财第一要义,提出由财政部统一处理关于国税的财政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同时要求政府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为增加财政收入,宋子文积极推行税收改革,首先侧重与西方列强交涉提高关税。1928年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关税新约,美国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的原则。同年中国又与德、英、法等国签订关税新约,到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签订,日本设定条件,同意中国三年后关税自主,被国人诟病已久的协定关税制度终于被取消。宋子文更打破多年旧例,指派华员出任海关总税务司以下的职位。

面对当时国内紊乱的货币制度,宋子文认为由于各地开铸流通的银本位币及银铜辅币形式既未统一,成色重量又不一致,亟应试图整理。但在实施步骤上,宋主张循序渐进,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宜贸然施行。经过数年准备,从1933年3月起,先在上海,然后在各地实行废两改元,这就在货币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最基本的职能方面,初步改变了以往混乱的状态,为1935年最终取消银本位币,推行法币改革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正因宋子文实施的各项改革,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有了较为稳固的财政收入,对于蒋介石巩固统治基础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也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实施统制经济体制、控制民营资本的决策,宋子文亦是始作俑者。1933年10月宋子文因在理财观念及措施上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被迫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虽然他暂时远离了权力中枢,但仍参与国内重要的财政金融措施的决策。1935年3月,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了挽救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决定发行一亿元的金融公债,强行对中国和交通这两家国内最大的银行注资,并实施人事上的改组。在蒋介石的强力支持下,最终国民政府以一纸公债便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著名的银行家张嘉璈被迫黯然离开他服务了二十多年的中国银行,而宋子文则以官股的身份进入中国银行,成为增资改组后的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宋子文主张联合英美,以制日本。1933年4月至8月,仍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先后出访英美诸国。在访美期间宋子文与罗斯福发表了联合声明,该项声明直接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武装入侵中国的不安和不满。宋子文还同美国复兴公司达成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西方大国首次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此举对于国民政府准备抗战、抵制日本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争取美国援助,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决定由宋子文以“私人代表”的身份赴美商谈美援问题。此后,宋子文在美数年时间内,利用朋友的关系或以校友的名义,广泛疏通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人士,在获取美国援助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仅经济援助一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宋子文就从美国争取到四笔借款,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条件优惠。这四笔借款分别是:2500万美元钨砂借款、50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和5亿美元借款,总计6.25亿美元,尤其是5亿美元借款,完全满足了蒋介石“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的要求。

蒋介石在孔祥熙被迫辞去行政院长之后,重新起用宋子文,1945年6月1日正式任命宋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终于登上了他在民国政坛上的最高峰,然而最终却因1947年2月“黄金风潮”的爆发,被迫黯然辞职。随着抗战临近胜利, 战后重建工作提上日程,客观上要求国民党重估其战时财政金融政策。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后, 提出开放金融市场的计划,将法币汇率改为随市场供给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宋子文之所以敢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完全仰仗于战后国库库存黄金、美元和接收物资三大储备。然而在战后国内政治前景不定、国共内战随后又起的情况下,市场对未来政治、经济前景的预期毫无把握,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便极易波动,引发投机,结果不仅不能压抑物价,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领头羊,导致两者之间形成互相刺激、互为影响的恶性循环,最终连累整个经济大局。加上军政官员、投机商人借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谋取个人利益,更使黄金外汇自由买卖难以持久,“黄金风潮”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

1947年2月6日,上海金价一日五涨,达到550万,美元兑法币比价突破1万,由此引发各地投机抢购狂潮的出现。南京、广州、汉口、重庆等地金价突破600万,天津暗盘达到700万。由于上海金价因央行抛售而相对较低,引来各地游资聚集抢购,央行已至无法招架之境。2月9日,蒋介石一度因“黄金风潮”“心绪沉闷,抑郁已极”,告知宋子文:“上海市面不能再事维持,惟应速即变更经济政策,对殷实厂商放款,不使其再负高利贷,而只责其每月缴纳一定之出货,以维持劳资现状,其他公教人员皆发实物,勿再加薪,以安定其生活”。上海“黄金风潮”爆发,导致经济危机,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给国民党统治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宋子文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傅斯年在《世纪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两文,以极为尖锐的文辞痛责宋子文的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之下,决定逼宋辞职。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同时免去贝祖诒职务,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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