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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陈毅为何被诬蔑为“反毛主席”(3)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讨论并且决定:“陈毅同志去中央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实际上,陈毅此行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心里并不愿意。他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7月9日,陈毅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说:“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并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陈毅经香港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中央政治局为听取陈毅报告召开了临时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经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并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½-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为中央对红四军状况作出准确判断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经周恩来召集三人委员会讨论研究,形成了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统一意见。遂决定由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均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九月来信”明确指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坚持,但不必直接指挥军队,可以“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迎则,“九月来信”规定: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与此同时,“九月来信”重申,不应该再提“党管一切”的口号,前委的工作重点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避免包办一切;但同时肯定“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这是表明各项工作应当通过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九月来信”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提出四点批评,批评他们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付外部敌人的斗争,而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批评他们“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以致大家难以判别是非;批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并且还批评他们“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而公开地提到对群众的“任意批评”,从而影响了他们在群众当中的威信。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纠纷,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来信”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案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更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来信”最后强调中央的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来信”经中央政治局研究通过。中央指示陈毅立刻出发,将信带回朱毛红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年谱》1998-1949)陈毅后来回忆说,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主席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九月来信”,是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直接迎因,是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根据,它不仅对于朱、毛,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谭震林在上世纪50年代把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誉为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贡献之一。(《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谭震林所说陈毅的另外两次贡献,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兵败三河坝之后,陈毅和朱德收集残部,保存力量,把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挥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日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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