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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陈毅为何被诬蔑为“反毛主席”(2)

《决议》总括起来说:“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大会决定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鉴于1929年2月的中央来信曾提出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加之朱毛之间又存在分歧,而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专门讨论了朱毛的去留问题,认为此事应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过来之前,朱毛应继续工作。会议讨论了前委人员的组成,决定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选举陈毅和四个纵队的司令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参考了《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

这就是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的基本过程。

如何评价红四军“七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½-华回忆说: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红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而且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至于七大未能完全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正是有了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古田会议,使党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½-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另一位当事人萧克认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充分发扬了民主,敢于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批评,是件好事。(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对此次选举,何以选陈毅为书记,而毛泽东落选的迎因,当事人也有说法。萧克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萧克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至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也不能说是把毛泽东排挤了。毛、朱、陈是红四军比较有威信的三个领导人,既然大家认为朱、毛都有不对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推选陈毅为书记,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陈毅也曾经担任过军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选举权,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嘛!”(《萧克将军访谈录》)

贺子珍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以上当事人的认识,尽管不一致,但无论如何,说红四军“七大”陈毅、朱德篡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是与历史不符的。

【1929:陈毅的上海之行与毛泽东复职】

陈毅去上海的主要迎因是:中央常委于6月作出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命朱德、毛泽东处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已是第七次党代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已离开龙岩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挥部到了连城新泉,展开“七月分兵”的群众工作。而国民党三省“会剿”的声浪日益高涨,因此对红四军来说,组织力量击破敌人的“会剿”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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