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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他鞠躬尽瘁、无私为民的崇高品质、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伟大精神一直激励着所有正直的人们。正因如此,近些年来,研究周恩来的著述层出不穷。但也须看到,国内关于周恩来的研究与宣传亦有薄弱之处。例如,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就有待深化。目前,较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观点是,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相忍为国、相忍为党,在复杂的政治矛盾中尽量寻求共同点,努力减少“左”的错误的危害,将其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在“文革”中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这是周恩来承受巨大痛苦和牺牲不得不做的选择。①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和宣传有失偏颇。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这不是他的主要活动。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抵制”和“抗争”。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抵制和抗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力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全面迫害革命干部的运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兴风作浪的险恶用心之一,就是打倒革命干部,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扫除障碍。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②这也是他在“文革”中的主要心态。正因如此,是积极参与打倒革命干部,还是努力保护革命干部,便成了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凭他的力量阻止“‘文革”的发生已经不可能。想办法保护干部,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减少党的损失的唯一途径。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以“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的决心,投身到保护革命干部的努力之中。

首先,周恩来在左倾狂热、打倒一切的险恶环境下,挺身而出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部分党内高级干部。1966年8月底,正值造反派对老干部进行批斗和抄家已近疯狂时,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关于对章士钊先生“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借题发挥,写下了一份大范围的保护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拥、蔡廷楷、沙千里、张奚若”。此外还有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国家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③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绝大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和大部分副总理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危害的蔓延。

其次,周恩来保护了许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欲置之死地的人物。在“文革”中,一些德高望重、刚直不阿的老同志是极左势力阴谋得逞的主要障碍。因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始终伺机将这些同志置于死地。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针锋相对的是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这些老同志,他没有“相忍”、“违心”和寻求共同点,而是坚决保护,旗帜鲜明,凛然不屈。1967年,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造反派开始揪斗贺龙。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将贺龙接到自己家中暂住。后来又秘密将贺龙安排到京郊山区躲避。1967年2月9日,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批斗朱德。周恩来闻知,当即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将前往陪斗!”在周恩来的坚决保护下,批斗朱德的阴谋终告破产。1967年8月,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对此,周恩来措词严厉地说:“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态度坚决,使批斗陈毅的阴谋未能得逞。

总之,在“文革”中,凡是毛泽东没有明确要打倒的干部,周恩来都坚决加以保护。为此,不惜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艰难地斗争。

再次,周恩来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遍及全国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地方干部。为了减轻极左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为了日后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周恩来在全国一片“打倒”声中,反其道而行之。他于 1966年底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保护地方干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将宋任穷、张平化、江华等20多名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此外,周恩来还指示部下将林彪、江青急于迫害的陈再道藏入电梯里,躲过造反派的搜捕。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广大干部是要“整一下”的,林彪、江青集团对广大干部是要置之死地的。而周恩来则自始至终充当了全力保护干部的角色。为此,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多于寻求共同点;他对打倒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他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

(二)坚持反对“极左”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和研究,笔者发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率先地多次地针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的,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懈斗争的,是周恩来。

1.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的提法。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其中提出了毛主席同意的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知道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周恩来对毛主席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④当毛主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明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接见群众代表时,周恩来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⑤据笔者查证,在“文革”中,明确提出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这是第一次!

2.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1966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同志为叛徒。9月16日,康生写下了一封诬陷信送给毛主席,同时指使造反派揪叛徒。做为知情人的毛主席当时没有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惧担上“包庇叛徒”的罪名,于11月24日,口气十分强硬地给毛主席写信:刘澜涛等同志自首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⑥同时,还以中央名义电告西北局:“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⑦周恩来此时的强硬态度,使毛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但不幸的是,到1967年2月,毛主席又改变了态度,支持康生等人的做法。全部事实经过表明,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周恩来不仅同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同毛泽东进行了据理力争,其“抵制”和“抗争”是显而易见的。

3.在刘少奇、陶铸问题上同“左”的势力针锋相对。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在对待刘少奇的态度上出现过戏剧性的变化。12月18日上午,江青等人还不同意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而到12月27日,中央文革的态度便惊人的一致,共同指使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这说明了最高决策层的决心已定。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不同态度。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这样的提法,矛盾性质就变了”。当时,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口径问周总理: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吗?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⑧

1967年,康生、江青一伙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开始指使造反派打倒陶铸。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一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1月7日,周恩来郑重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不幸的是,在周总理抗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打倒陶铸。

上述两件事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无奈势单力孤,多以悲剧结束。

4.在阻止“文革”混乱局面,防止“文革”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左”的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初期,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努力阻止“文革”的混乱局面,力图维护住党和国家的基本秩序和基本稳定。1966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要求广大老干部要抱着“我们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会议制定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规定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这个规定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 11月 22日直面主席,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了主席的赞同。可惜的是,由于形势的复杂化,后来,“左”的势力还是否定了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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