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揭秘:大清王朝的改革“新常态”引发两大病根(2)

改革“新常态”:督抚洋务模式

中央无顶层设计,地方则各自为政,此为洋务新政另一病根。

对该问题,萧一山先生之点评可谓慧眼如炬:“参与此运动之人,亦复因各人所受外来之刺激不同,所处之地位环境不同,所得之智识见解不同,恒有未能一致之主张,结果则力量不能集中,事业导致分歧,一切之成就均属有限。”换作当今政治术语,晚清改革于地方,实际形成“督抚洋务模式”。

按照清代统治者最初的制度设计,国家权力一切集中于皇帝,督抚不过上承号令、以备策应而已。况且总督与巡抚权力大小相制、职能彼此交错,最终“往往两失其权”,难以坐大。然而太平天国期间,为依靠地方平定起义,清廷不得不放权:财政权、军事权、征税权甚至部分司法权与用人权递次掌控在督抚手中,这为其权力扩张提供了契机。奈何太平军平息,捻军再起,战时督抚体制一直未能终结,同时清廷又启动洋务新政,于是督抚们在无法侦知中央改革蓝图的情形下纷纷利用手中职权上马改革项目,从而引来清政府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剧变,出现“督抚洋务模式”。换言之,这是一种地方性政企军教合一的管理形态。第一,新式洋务企业多由督抚以奏请方式获准设立,而非通过总理衙门审批。如此一来,企业成为地方督抚的下属机构,创办企业则能延伸自己的经济职能。第二,开设企业需要大量经费,除户部给予一定拨款外,更多份额仍凭地方筹措。故督抚将战时“就地筹饷”的功能扩大为筹款权。于是只要改革不停,那么督抚便可名正言顺地在本辖区加征各种赋税,将财权攥得更紧。第三,既然自强之核心在于练兵,那么通过编练士兵,地方督抚可将战时扶植的嫡系以常备军的方式保留下来,互相仿效的结果即各省都形成督抚指挥的军事系统。此外,地方学堂亦成为督抚培育预备干部之所。

不难发现,中央顶层设计的缺失,加之战时体制的掣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洋务新政实际上是以省为单位展开的近代化运动。督抚推动政企军教等领域革新,为晚清改革打下基础。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是督抚借此拓展了手中权力,甚至能够据地方改革经验与需求倒逼中央决策。在两大病根的作用下,洋务新政的悖论愈加彰显:近代化的改革非但未能通过体制调整而巩固中央集权,反倒造就了地方实力派。此改革“新常态”一直伴随着清廷,直至王朝覆灭。

恭亲王“等风来”

当改革即将步入第六个年头之际,在地方督抚一再请求催促下,恭亲王奕訢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个月后,恭亲王再次上书,煞费苦心地预估朝野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逐一加以辩驳。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恭王指出,近年来诸如李鸿章、左宗棠等疆臣,在各自辖区挑选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习,传授外语、天文、算法、画法,初见成效。由此可见,追求西学乃是众人之共识,“固非臣等数之人私见。”何况购西人之火器、轮船,与学西人制器之原理相比,一为权宜之策,一为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辩而明矣。”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恭王道:洋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故能推陈出新,驾于中国之上。但无论如何,“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欲使中土之学术重新焕发活力而已。第三,更有甚者,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恭王指出“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环顾西洋各国,数十年来,孜孜不倦于制作技艺之讲求,从而走向富强,难道中国仍要“狃于固循积习,不思振作”?

有鉴于此,恭王等人建议将投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不久,恭王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期打消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的顾虑。以上三折皆顺利得到谕旨批准,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太多阻滞。综览总理衙门所呈三折,体现出以恭王为首的改革官员对西学认识的深化,已从早期的技术层面,上升至学理层面。但若仔细分析诸篇奏折内容,仍有不少可议之处,其中最为致命的一点,便是“专取正途人员”的建议。恭王低估了科举取士的重要性。时值晚清,科举虽弊窦丛生,但它依旧是维系王朝正常运转的关键,关涉政教多个层面,并非单单是人才选拔制度而已。况且依照儒家“君子不器”的理念,科举所选之人,当是道德高尚之辈,绝非掌握一技之能的专家,故恭王欲图以科举取士作为突破口,推行其同文馆改革,从长远看违背原初的制度设计,短期内则触动了既得官僚集团与广大士绅之切身利益,着实不智,其负面反弹之大似是其所始料未及的。

上一页 1 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