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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大清王朝的改革“新常态”引发两大病根

右图为恭亲王

右图为恭亲王

1867年3月29日,正于京师任职的翁同龢晨起出门,大风迎面扑来,刹时间“黄沙蔽天”,此后一连数天,暮春之际的京城罕见地经历了狂风、扬沙、雾霾、大雨、暴雪等几种天气。在古人心中,天象诡异常与政情乖乱相伴,果然都城内外已是喧嚣一片。

与此同时,北京的政坛也已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皆源自总理衙门不久前公布的一项举措:京师同文馆将添设天文算学馆。

没有顶层设计的新政

民国学者萧一山曾将一部晚清改革史划为四期:“道咸之际,海防为一时期;同治时代,自强为一时期;光绪前朝,时务为一时期;甲午以后,维新为一时期。”萧氏所言之第二阶段,即恭亲王主政洋务时期。任何改革皆有纲领性文件,洋务新政自概莫能外,不过其总纲却极其特殊。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亲历京师横遭英法血洗之痛的奕訢,联合桂良、文祥诸大臣上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在折中,奕訢等人认为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他指出,权衡势之顺逆,事之缓急,清廷应当“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采取“外敦信睦,而内示羁縻”之方针。至于对内,平叛之外,更应厉行改革。具体而言,恭王列出六条章程:“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也”“各省办理外国事件请饬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也”“认识外国文学,通解外国语言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也。”当然,六条章程仅为治标之策,“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故六条加练兵,便构成了洋务自强之总纲。

很快,“自强”一词便在官场流播开来,频繁使用,成为主流政治话语。如曾国藩讲:“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李鸿章亦步亦趋道:“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左宗棠也说:“至我国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时任浙江巡抚杨昌濬亦认定“自强之计,宜用夷人之器,师夷人之长”。可知无论是中央枢臣,抑或地方督抚,“自强”已是共识。

不过由恭王提出的旨在自强的方案却是一份没有顶层设计的纲领。首先,无可否认,奕訢提出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实乃应对庚申国难的权宜之计,并未给出解决所有问题之一揽子办法,既无未来改革预期达到的总目标,亦未列出实现自强的具体阶段与步骤;其次,即使这六条章程,也非协调一致的统筹规划,修舰练兵、改善外交、新设机构、关注舆情、学习语言,各举措彼此之间也看不出关联,自然形不成聚合效应;再次,自该奏折公布后若干年内,清廷再无涉及改革总体蓝图的文件出台,这势必造成洋务新政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困境。故从某种意义上审视,洋务运动并非一场全方位、整体性、系统谋划、步步为营的改革。正因没有顶层设计,《剑桥晚清中国史》一书犀利指出:“自强一词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

改革肇始,已坐下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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