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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临时中央"军委书记惨遭杀害?

编者按:《北京党史》发表文章《武胡景烈士被逮捕遭错杀原因考析》。文中记述曾任中共“临时中央”军委书记的武胡景,是党内被错杀干部中任职最高却又是被平反昭雪追认烈士较晚的重要党史人物。他的生平传奇,长期鲜为人知,这同他背着“托派奸细”罪名,遭苏联内务部逮捕秘密杀害有关,摘编如下。

1985年笔者在《星火燎原》上第一次公开介绍武胡景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时,说明他“1936年在国外被加以‘托派特务’之罪”处死。2006年3月9日,新华社在《永远的丰碑》中称,“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由于武胡景烈士是被秘密逮捕后牺牲的,长期以来未见有关文字的具体披露。妻子侯志在写《侯志自传》时,还称“关于武胡景同志在莫究竟是否以(已)牺牲尚不知确信,……今年新年时,恩来同志曾允许和找人通过莫斯科的某某同志查问武的确实情况和下落”。但此后并无下文,迄今仍然是个未解开的谜。笔者经过查阅有关文献史料,认真研究,对他被逮捕后错杀的基本原因、历史背景与具体原因,作出初步考析,以供烈士家属和编撰烈士传记参考,为以后继续研究提供线索。

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

关于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目前查到的有关文献史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中共上海中央局多次遭破坏,引起共产国际的怀疑,决定进行专门调查。

查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3卷)》可见:

(1)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1934年12月29日)称“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暴露后,几乎每三个月和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每个月都发生大暴露事件”;6月14日,李竹声和另外16人被捕;“9月底特科大暴露”(指邝惠安等被捕—笔者);10月5日“党中央驻上海代表处彻底暴露,还有电台彻底暴露”;此后“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彻底捣毁”;“10月底和11月初,共青团中央局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彻底暴露,同时被捕的有组织部部长徐宝泽”。又称“3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黄文容及其亲密助手被捕。6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李得钊本人被捕。9月初遭破坏时,除了一个老高……组织部及其所属机构几乎全部被消灭”。“被捕失踪不少于30人” 。

(2) 据1935年3月22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信称,“2月19日,我们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又被敌人……发现。中央局的所有成员和中共中央的代表(黄文杰—译音)被捕” 。

(3) 据《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5年4月26日)称,“最近几天‘老头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要抵达莫斯科。最近一年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几次暴露,甚至整个机关(30人)又彻底暴露,因此,有必要对‘老头子’的活动进行调查。我们认为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是有必要的”。

从中可以看出,主管中共工作的米夫和担任共产国际干部副部长的切尔诺,已经了解了前述上海中央局的两次来信内容,引起了对‘老头子’—格伯特的怀疑,决定专门对他进行审查。显然那时还没有怀疑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领导成员,包括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因为那时武同欧阳新已经抵达莫斯科,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2. 苏联共产党内进行的肃反运动日益扩大化。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杀后,“经过一年后就已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真正直接和实际组织者,以及为杀害我党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委员而进行的种种实际步骤底组织者,原来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同谋人”。1935年联共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仔细检查党证表册”。“互换旧的党证表册”活动,普遍进行了对党员的审查。1936年8月19日至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对“反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公开审讯。1935年至1936年,苏联共产党开展的肃反运动日益扩大化。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称,“193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日程:(1)……;(2)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案件有关的运动和该案件对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教训”。“1937年11月7日与斯大林谈话:弄清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还有待深入研究一切必要的材料,不必零星提供情况”。“中午在伏罗希洛夫家。参加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季米特洛夫(共26人—笔者) 。斯大林:‘……。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斯大林讲)‘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从中看出,随着苏联同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苏联国内肃反运动的发展,斯大林对国外国内敌情估计如此严重,强调从肉体消灭“托派”、“奸细”!必然更加推动了肃反扩大化,也自然导致了对共产党内大批被捕者的无辜镇压!

3. 根据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代表团决定并对“托派”、“奸细”进行调查。(1)中共代表团1936年2月2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称,“需要我们对每个前来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查”。“审查已在苏联的政治移民”。“对于留在苏联境内的原中山大学学生,需要由联共(布)和中国代表团进行审查”。“防止阶级敌人的奸细渗入党内”,“揭露不受欢迎的可疑分子”。建立“在工作中考验和审查被怀疑对党不忠和党性不纯者的制度”。(2)米夫关于中共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3月4日于莫斯科)称,“要使阶级敌人的奸细通过政治侨民渗入苏联的可能性缩小到最低程度”。“只有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同意才能允许从国内招聘同志到苏联工作和做其他事情”。“近期要结束对上海特科工作的调查。必须从特科的可悲工作经验中吸取重大的教训”。“与奸细活动作斗争,审查,教育和提拔党的干部……结束对1934至1935年间在上海、满洲等地发生的重大暴露事件的调查……未经专门和认真的分析研究,党的组织不应放过任何一起有关已引起怀疑和嫌疑的人的案件”。“要研究1934年至1935年间的重大暴露事件的材料,并使有关暴露事件的结论成为中国党组织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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