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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审判席上的王洪文与张春桥

“四人帮”被粉碎后,其成员中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位曾经“贵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还曾担任中央副主席。但为了公正起见,中央决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公审方式。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公开审理交不了账。”胡耀邦也说,这是“要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全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在彭真等人的商议下,初步形成了对“四人帮”等人的审判意见,提出起诉书证据等都要确凿、要搞好预审、允许被告申辩等。由于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决定组织特别法庭。由各界人士担任审判员。“四人帮”还被告知,他们有权辩护,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但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拒绝了律师的辩护。张春桥就说:“我不接受,我要律师干什么?”

  王洪文认罪态度最好

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罪行包括: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参与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组织、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

在审判“四人帮”过程中,王洪文在法庭上的表现最好。据“两案”审讯组组长汪文风回忆,在审讯王洪文时,他“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伙的一般罪行和错误,谈得很细,很具体,竭力想表现出‘悔过自新’的样子。”他说,王洪文交代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顶撞了江青,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攻击邓小平说“你又跳出来了”之后,他们四个人相约去钓鱼台17号楼开秘密会议,做出了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时,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然后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即所谓的“长沙告状”事件)。毛斥责了他,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而是买了许多橘子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王洪文交代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派他回上海组织民兵。他回到上海后,马上建立了第二武装,突击发了枪支弹药,还对民兵头头动员说,要准备打内战。王洪文交代的这两件事是十分关键的,因为这两件事足以证明“四人帮”结党营私,阴谋篡党夺权,发动武装叛乱。此外,王洪文还对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挑动武斗等问题做了交代。

但是,王洪文对他反周恩来的事情不肯交代,当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就装聋作哑。他发誓说:“我绝对没有搞诬陷周总理的假材料。” 当审讯人员向他出示他回上海搞所谓“伍豪事件”(即“四人帮”诬陷周恩来叛变而搞的假材料)材料上亲笔批的字时,他大汗淋漓,口中喃喃自语地说:“这倒是我的字。”

1980年12月2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上作最后陈述中,王洪文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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