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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被调查 朱琳担忧致病

本文摘自:《李鹏回忆录(1928-1983)》,作者:李鹏,出版:中国电力出版社

每年1月8日是我三姨的忌日。她的平反一直没有音信,我母亲悲痛不已。每年的这一天,我和大琳都要去陪陪她,给她一些安慰。1976年1月8日,因为大琳要去上班,我们商量好了,由我独自前往。

我妈妈到北京工作以后,一直住在东城区后门桥帽儿胡同13号,是化工部的宿舍。她住在正院的西厢房,一共有两间。住我妈妈对面东厢房的是公安部的老郝,是一位司局级干部,是回民,他的几个孩子都“上山下乡”去了,只有他和老伴一起居住。那时我妈妈家里还没有电话,如果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就会把电话打给老郝,他就会找我妈妈去接电话。在东厢房的北头还有一间房屋与他们相邻,是原来化工部技术司司长林华的书库。林华已经下放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就把这间房借给我居住。我们初来北京时,一家5口就挤在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一直到1969年才搬到西城区北新华街新壁街41号水电部宿舍。住在帽儿胡同时,小鹏、小勇兄弟玩耍,小勇被石头绊倒后骨折,先到位于宽街的中医医院治疗,接骨不彻底,晚上抱他小便时痛苦大喊。后来又去积水潭医院骨科,重新打石膏纠正骨位。

大家都知道,那时周总理重病在身,在医院里治疗。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在1975年9月7日,他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伊利耶·维尔德茨。当时全国许多人都在为周总理的病而担忧。这一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8日,是我三姨赵世兰的忌日,我陪妈妈吃过晚饭后,母子间谈谈心。正在我们母子谈话的时候,突然听到对门的老郝急匆匆的脚步声。进了门,他对我说:夏大姐来电话,要你接。夏大姐就是夏之栩,赵世炎的夫人,我的五舅母。我连忙披上大衣,向对门走过去。这时我已经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五舅母没有这么晚来过电话,而且她与我母亲姑嫂之间情谊极深,但这次却指名道姓要我去接电话。

电话在老郝卧室的书桌上,我拿起听筒,只听舅母用极其沉重嘶哑的声音说道: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总理已在今天上午去世了。你要把这个消息慢慢地告诉你妈妈,不要让她伤心过度,发生意外。她又对我说:你自己也要沉住气,冷静地对待这件谁也无法挽回的事情。我哪里稳得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已经控制不住流了下来。放下电话后,我不禁失声哭起来。老郝夫妇连忙推开房门走进卧室,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时,我已无法隐瞒,就告诉他们总理逝世了。他们先是惊呆了,然后眼泪夺眶而出,接着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我回到妈妈的房里,只见她情绪十分紧张,等着我说话。我停顿了片刻,缓缓地向她说道:舅母的电话是说,总理已经去世了。我母亲青年丧夫,是一位饱经苦难的坚强的革命同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显得十分沉静,一言不发,只是愣愣地发呆。过了一阵,她才失声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的哭声渐渐停顿下来,对我几乎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父亲牺牲后,几十年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得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帮助,总理就是我最亲的兄长。接着,她倒在床上,几乎是昏迷过去。当晚,我没有回家,一直陪着妈妈。她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在寒冷的早晨,北京电管局来车接我到局机关。一路之上,已没有昔日的喧闹声,只有几辆小轿车驶过,偶尔有几个骑车和走路的人,有的袖子上戴了黑纱,有的胸前插了小白花。原来,早上大家已经从广播中得知了总理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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