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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曾孤注一掷投靠李鸿章 遭遇冷落才走向革命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够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我大清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孙中山的这些意见,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对这四点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的比这还要深。李鸿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上强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1],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2]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唯一的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李鸿章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孙中山还知道,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老官僚,李鸿章门下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门生或幕僚,孙中山不过就是想到这个幕府中去充当师爷,期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分发一个实缺。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很重,在某种意义上说,那简直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孙中山为此放弃了药房和诊所,那可是他的吃饭买卖,而他本人已经拖家带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鸿章身上。

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信心满满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还有好朋友陆皓东。到了天津,他们手持沪港两地一些重量级政治文化名人写的介绍信拜见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收下了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孙中山的上书,答应尽量帮忙满足孙中山。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也就孙中山在这封上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大约还真的以为孙中山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李鸿章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算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社会贤达写的推荐信,可你毕竟是一名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七十一岁的年龄,不见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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