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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3)

  视不公正待遇为一种锻炼和教育

毛泽东认为,不公正待遇并非有害无益,关键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它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教育全党的党员和干部要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为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公正待遇。他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这两种态度,无疑是后一种对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党员和干部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不公正待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事者是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号召发扬民主集中制,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不要压制批评,认为批评所导致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批评者下台、被撤职,或者被调离原岗位,这对被批评者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他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毛泽东从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期“靠边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较多的空闲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认真阅读了大量过去没有时间阅读的马列著作。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他在1957年曾经这样谈及:“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段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让他受益匪浅。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期间,毛泽东还抓紧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次调查,对他加深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正确制定农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并不是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所做的一种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信非虚言。

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锻炼和教育,既是毛泽东亲身经历的总结,同时又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强调正确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认为正是磨难造就了杰出人才。关于这一点,孟子讲过一段众所周知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极其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在论述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时,一方面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进行论证。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段话。他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他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他们本是坏事,但却成就了他们在哲学、文学、军事等方面的传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为例,进一步说明,党在过去的不同历史时期,都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错误地处理干部,让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当然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被反对、应该被纠正的。但是,作为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应该正确地对待,因为“一般来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去吸取许多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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