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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彭德怀被诬“颠覆罪”不能平反的内幕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1959年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是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林彪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说完,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今天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伤心。

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至于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相,胸怀坦荡的彭德怀,似乎没有顾得上去想它。

林彪申明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说彭德怀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他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说彭德怀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讲到这里,毛泽东严厉地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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