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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拿恶魔当宝贝 日军战犯摇身一变成功臣

 在73年前的今天,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而在1949年1月26日,国民党当局却在军事法庭上宣判战犯冈村宁次"无罪",随后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军事顾问。1949年1月回国。1950年被台湾当局聘为"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东京 1948.12南京 1949.1

击毙酒井隆的子弹,仿佛也穿过了冈村宁次的头颅,使他一向阴郁刻板的面孔禁不住地一阵痉挛。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以保护日侨利益为借口,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蒋介石装孙子,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5月4日,北伐军处死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日军当即以猛烈的炮火轰炸北伐军阵地和居民稠密地区;晚上一群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负责人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再将他连同17名职员用机枪扫死。后来的一些日子,纷乱的战刀像朔风寒雪在济南城内飞舞,6000余名中国军民卧尸街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时任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与时任步兵第六联队长的冈村宁次,都是制造这次惨案的主凶之一。

冈村宁次在混沌的回忆中挣扎了片刻,渐渐恢复了平静。酒井隆是酒井隆,冈村宁次是冈村宁次。他把抚额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没有血,只有粘涩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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