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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临终之际 紧握叶剑英手放心不下一件事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即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两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

 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其他副总理也很紧张,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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