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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复出:周恩来撑病为其铺路有1重要原因

暮年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暮年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本文摘自《周恩来最后600天》,顾保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编者按:1972年8月中旬,已经被检查出癌症的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共和国总理强撑病体,为邓小平的复出铺设了道路。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顾保孜的新书《周恩来最后600天》,作家通过大量的采访和查阅资料,为我们还原了特殊历史时期真实的周恩来、真实的邓小平。

毛泽东转来的信

如果多次上卫生间,他不仅觉得占用时间,也觉得在外交场合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医生希望多喝水的辅助治疗也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

1972年7月,距离周恩来检查出患癌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大家还是有信心的,只要争取时间尽快治疗,就能赢得最佳治疗效果,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于是医疗专家们将治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在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专家们根据病情会诊制定了手术治疗方案,并上报中央,等待批准。

自从治疗方案报告递上去后,医护人员也希望西花厅的“快”效率能体现在这份医疗报告的批复上。然而,治疗报告并没有像医生们期待的那样很快批下来,这让医护人员心急如焚。他们还没有给总理作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的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周恩来在医生眼里就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

心急如焚的医生们却忽视了一个天职之外的事实,那就是周恩来不仅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更是一个泱泱七亿人口大国的“当家人”。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关系到国家政局安危与国计民生进退的大局。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大棋盘上,是一枚不能虚席更不能缺席的关键“棋子”。

报告一天批不下来,医生就一天也无法进行治疗。保健医生只能根据国外一条“每天喝十杯水以上的人,患膀胱癌的危险性是每天最多喝五杯水的人的一半”的科学研究,建议周恩来多饮水,最好每天喝水2000ml以上。多喝水,这一简单要求在周恩来这里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多喝水就要多解手,而他每天不是接待外宾,就是开会,或者看文件,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如果多次上卫生间,他不仅觉得占用时间,也觉得在外交场合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医生希望多喝水的辅助治疗也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

唯一让医生们稍微宽心的是,他们终于说服了周恩来,他同意从8月4日到8月9日,用一周的时间到北京西部的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

可是大家住进玉泉山才发现,山清水秀的环境对于周恩来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地点,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

卫士长的日程表上这样记载一周的安排:主持四个会议;会见两个国家元首。也就是说,休息中的周恩来六天处理了六件国事与外事。

8月9日一到,周恩来一天也不肯在玉泉山多待了。他必须返回西花厅,因为8月中旬,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

起因是毛泽东转来一封信。

信是邓小平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信中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达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内心受到了触动。他提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大段的批语也在周恩来心头滚过一股热流,他看到了越来越明朗的光亮就要到来了。毛泽东的批语也直接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在周恩来心里产生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马上意识到邓小平复出的机会即将出现,而他恰好正值身体进入“危急时刻”,需要一位理想的人选来接一国总管家的“班”。

毛泽东此时的批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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