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1957年的毛泽东:工作太复杂,我不想干了!(6)

叶剑英: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11月26日,至此会议已经开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是会场上荡漾的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许多代表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华国锋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条结论中,丝毫没有提及从5月份以来在媒体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随后,代表们的发言继续向纵深拓展。

胡绩伟: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我们不同意,但至今没有公开批评。

耿飚: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对“两个凡是”的提法。

金明:“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

秦基伟: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

陈鹤桥:真理标准问题,不仅《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于光远回忆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时任卫生部部长——引者注)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说: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曾任卫生部部长)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于光远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他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

从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顾虑,与他们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

胡绩伟还特别就《人民日报》在当年5月12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吴冷西来电指责《实》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

“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于光远说。

但是,形势的推进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

在那个会场上,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李鑫,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部长。

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些发言当时也发了简报。

12月3日,熊复发言:“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从国外猜测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对于他们的发言,很多人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代表们说,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用国外渲染的“非毛化”来责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万里发言:“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对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领导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

对此,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讨论中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时,邓小平又强调了四个问题:

一、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

二、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全过关嘛。

三、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资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3个人,一个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四、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水平很高。

在11月27日晚上,邓小平还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这个谈话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传达,但是还是流传了出来,这被看作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一个明确表态。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

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大会,华国锋也作了检查。

就此,叶剑英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上一页 1 234567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