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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毛泽东:工作太复杂,我不想干了!(2)

于光远: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指示写作班子要把“两个凡是”的意见加进去。

在那次会上,当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无论怎样,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对此,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

1978年9月,当真理标准讨论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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