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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风流韵事被揭发 举报者遭调查选择自杀(2)

依恋一座桥梁

当时南京的大学强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经常镇压共产党活动。王钧璧的两个舅父在东南大学,他们回家常惋惜地说,学校又捕去几个共产党,都是成绩优秀分子。家里其他长辈却说,这些青年应该好好读书成名,不该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都是“亡命之徒”。豆蔻年华的王钧璧,对“笼中鸟”的生活渐生厌倦,渴望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实现人生价值。那时,如火如荼的救亡爱国运动对她有太大的吸引力。

抗战爆发后,她随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钧璧准备动身到延安,路上没有护照,虽说是以去西北联大读书为借口,可路上关口设禁盘查,说这条路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只好回四川等待机会。

抗战之初,国共合作,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一届二次参政会。王钧璧通过上层关系,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过去被丑化的“共匪”头子。她听人议论,林伯渠这种人是有远见的,说这话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党内,毛泽东也称赞林伯渠“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伯渠是社会中的卓绝人物。于是王钧璧相信了:“国民党人说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

1939年,王钧璧见识了林伯渠的一次演说风采。他在接见英国参赞时,大义凛然地说:“由于蒋介石将军的方向和我们不一致,他坚决要消灭我们。我们始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为了坚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听了这一段话,王钧璧才知道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所造成的,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好感,不知不觉在发生偏移。

林伯渠身上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国民党的要人,有小党派人物,有地方势力派,有名流,有学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谈话,谈财政经济也谈考古,谈历史也谈文学;从陕甘宁边区谈到大后方,从中国谈到外国,样样都懂。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

延安已成为王钧璧心中的圣地。亲朋好友劝阻她,诸如生活艰苦,陕北冬天严寒,缺医少药,流行肺病,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等,但千难万险已挡不住王钧璧的决心:“我一想到他能够不怕苦,他能够过秦岭,我还有什么不能呢!结果我跟他离开四川。”

1939年春天,王钧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读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春阳照耀的黄土高原,生机盎然,崖畔上的玉茭叶绿光闪亮,翠绿的树木,红艳的山丹丹,清亮的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一切让朱明感受到新鲜。

到了1944年元旦,一位郭姓主任要她去看看林伯渠。到了林伯渠住的窑洞,林首先问起她参加整风的情形,然后说:“你有一些进步,但还不够明确,仍旧要好好整风。”

朱明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只是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朱明还进一步表白:“现在我能够觉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是由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但是,和你几年来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这番话林伯渠肯定乐意听,但他还是引导她:“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还说:“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不要老是留恋桥梁。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巩固和党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

也许彼此都表明了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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