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毛泽东晚年为何忧"文革"被修正 《水浒》给答案

核心提示: (《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正在热播,因写过《水浒传》名物的文史随笔(中华书局结集为《水浒乱弹》),在看电视剧同时,也读了孙述宇的《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我对《水浒传》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里。孙述宇尽管自称“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基本仍属于历史学的方法。他所杂糅的文学性路数,无非试图再用小说为史料来证成其论点,反而缠夹进鸡与蛋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结论是,《水浒传》作为一部“强盗书”是“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讲述者就在当年逼上梁山的“强盗”中。他花费大气力与大篇幅索隐梁山英雄报国与南宋民众抗金的关系,但其《导言》却不得不坦承:“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参预其事,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作者还认为,小说中宋江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与南宋历史中岳飞的遭遇如出一辙,故而大胆推断,“宋江就是岳飞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说服力,终不免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感。如其所说,《水浒传》“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来的成果”,那么,在其成书的漫长过程中,投射进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民众抗金史实,似乎也是毋庸词费的。总之,孙书只是把余嘉锡、王利器与张政烺等首创性论点具体细化而已,在实质性考证上未见有突破性推进。

当然,在对《水浒传》的各种解读中,“强盗书”之说不妨聊备一家之言,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传》,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耽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辑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场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宋江在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上一页 1 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