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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试图纠正大跃进的问题为何没到位?

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

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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