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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前中共军衔:为何新四军军长军衔是最高级

核心提示: 那么,为什么当时新四军军长的军衔定得这么高呢?这要从部队的编制规模说起。其实,新四军在组建之初虽然只有1万余人,但经过八年抗战的战斗洗礼,到1946年初,已发展为下辖几十个旅,总数31万人的庞大军团。尽管新四军此时仍沿用最初的番号,名义上还是一个军,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方面军一级(比军高两级)的战略军团,规模比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集团军大得多。

文摘自《湖北档案》2005年第08期 作者:徐平 原题为:鲜为人知的建国前我军军衔

今年(编者按:2005年)是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50周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军未能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当时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戴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而且,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年代我军还曾两次酝酿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里许多中共党员都有军衔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武装,许多后来的我军将帅当时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都有军衔(当时叫军阶或阶级)。譬如朱德就曾有过中将军衔。从近期发现的朱德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将的时间是在1922年春之前。1922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的杨廷材要回云南老家为母亲祝寿。他的好友即将赴欧洲留学的朱德知道后,挥笔写下对联一副,上联:片瓦传千古,下联: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很快请人将此联用行书书写并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

后来,朱德从欧洲留学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授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规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衔制度。陆军中将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者,因受员额所限可先加上将衔,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待上将空出缺额后,再从中将加上将衔者中择优正式晋升上将。

在国民革命军中,授过将官军衔的中共党员至少有20人。他们是: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刘伯承,1926年12月31日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五军军长(未就职。1927年4月撤);贺龙,1927年6月15日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2日撤)。

中将有10余人:郭沫若,1926年9月25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27年7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6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1926年9月8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1925年8月26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叶剑英,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叶挺,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李之龙,1926年3月任国民政府海军局党代表兼代理局长;刘伯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1927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等。

少将则有孙炳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季方(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刘志丹(国民革命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十一旅旅长)、蒋先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追授陆军少将)等10余人。

他们的军衔,都是在南昌起义前获得的,即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之前。1927年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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