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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西安事变: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2)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被从睡梦中叫醒。他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并传阅了电报内容。接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各自发表意见。当时,张国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保安的邓颖超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当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当时,在定边的李维汉也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会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况和建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21日,毛泽东电报告我党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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