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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愿在1948年成立中央政府(3)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当年在江西时期过早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面积人口都很有限,虽然模仿苏联组建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但这些机关有的仅具有象征意义(如外交人民委员会)。既然已是一个“国家”,自然就有了相应的疆域,作为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红军,就承担了守卫疆土的责任。如此一来,使原本灵活作战,尤其善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无法进行外线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自身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会乘机占领苏区(这将意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没有固定的疆土了)而不敢离开根据地。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就已经不单是从军事上打破敌人“围剿”的问题,而是在反“围剿”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扩大这个共和国的疆域,至少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共和国的疆域。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冒险主义,反“围剿”后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都是由此而来。正因为害怕这个共和国的丧失,故而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踏步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亦不敢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在越来越被动的形势下,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即长征一途。历史证明,过早地建立中共领导的全国政权,并不利于革命进程的推进。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进一步提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

虽然中共中央并不打算在1948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向前发展,中共还是开始了执政全国的准备工作。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与中央工委会合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时,曾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在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同月,刘少奇在中央工委会议上也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此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

  “铲地基”到“起房子”:“已完全有把握战胜国民党”

到1948年6月底,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发展到280万,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战争开始时的1:3。37,变为1:1。3,并且经过新式整军风运动士气高涨;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已经具备攻坚作战能力。解放区的面积已达到1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全国人口的37%,在广大的老区、半老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判断,再过三年左右就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了。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中指出:“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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