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周恩来辞职风波(图)

周恩来明显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

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未能说服毛泽东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直言相劝,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反冒进”得到刘少奇支持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

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坚定地说:“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他在摘要上不满地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上一页 1 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