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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7)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

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之后,陈伯达回到自己的十五楼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便离开了钓鱼台。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最后将与江青照相的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伯达听叶群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自己身边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向摄影部的人打过招呼就取走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俊胜当时吃惊地说:“唉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陈伯达家来了“不速之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

大约是1969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群众活动。晚上看过焰火之后,在城楼上休息当中,陈伯达和毛泽东谈话讲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问题时说,里边有几篇文章对当前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你先选几篇送我看看。

晚会散了之后,人们都下了城楼,剩下陈伯达、姚文元和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在城楼的西侧厅审改当天的新闻稿。定稿之后已经很晚了,在下城楼时,陈伯达和姚文元并肩走着。陈伯达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将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谈话告诉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陈伯达正考虑给毛泽东呈送哪几篇文章时,来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来陈伯达这个家,她下车后边进陈伯达家的门,嘴里边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儿呀!”进来后,她对陈伯达说,她是刚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毛泽东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大家来分头搞吧,文章由你来分配。寒暄了一阵,江青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后,陈伯达很丧气,他很不愿意江青插手。陈伯达估计在城楼上告诉姚文元之后,当天晚上姚文元便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而江青马上就到毛泽东那去抢了这个差事。

不管怎么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是件好事,陈伯达也有事可做了。在碰头会上,有人说可以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工作。陈伯达反对说:“毛主席自己写的东西,每一篇都经过他本人审改过,不能叫编辑委员会,我们只作了些具体的出版工作,要说只能是一个出版委员会。”会上按文章内容分了几部分,陈伯达一部分,周总理一部分,康生一部分。我们记得总理那部分是有关经济建设和财政方面的文章。

陈伯达这边的人来自中央政治研究室,康生那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时说康生那边人手不够,要从政研室调过几个去。在未调去之前,陈伯达给政研室的同志开了个会。会上在研究如何进行工作时,大家认为,为了全书文章体例的衔接,调到康生那边去的人,应该经常回来说说情况。但又觉得这样不大好,怕会引起康生等人误解。怎么沟通,想不出办法来。在大家作难时,王保春建议,调过去的同志,可中途回研究室过党组织生活,这样可以顺便谈一下情况,不就解决了嘛。陈伯达对这一建议非常赞同,大家也都认为这样好。后来,在陈伯达倒台后,中央专案组审查王保春时,多次逼他交代:“你王保春的点子多得很,陈伯达都很赏识你。”

不管陈伯达如何努力,但在江青的多方干扰、破坏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最后还是被康生总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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