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6)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叔晏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慌慌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儿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提出以后,上海的《读书生活》、《新世纪》,北平的《现实月刊》、《时代文化》、《北平新报》、《华北呼声》等等好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响应,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上一页 1 2345678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