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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5)

江青对陈伯达说: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在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带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以后,陈伯达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情绪极为低落。第二天,他到红旗杂志社,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说了不少丧气话。他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错误,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不出版不怪你们,责任都在我,我没有抓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也可以给我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街都可以……”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说笑话。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江青知道,会引火烧身;不退放在办公室,也是条罪状;将它洗掉也不忍心。犹豫很久,我们最后将它放在办公室不易发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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