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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

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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