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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将”王冀豫反思:个人罪恶是不能掩盖的(4)

在监狱里开始思考

自从打死人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报过警,可警察不管这事儿。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参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当时,越南海军公开挂着中国军旗、国旗,穿着中国人的军装在海南岛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只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岛,又赶上武斗。我本不想参与武斗,可碰巧赶上。海南的武斗比北京学生们之间的“打群架”级别高多了。造反派,拿着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不示弱,自制“手榴弹”也很厉害。所谓“手榴弹”就是拿一个罐头盒子,用火药和铁渣子混在一起,有个捻儿,用火点的,点着以后扔到水里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厉害,有效杀伤范围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当时“造反派”拿着冲锋枪扫射我们占据的大楼,高呼“你们投降吧”,好猖狂。我们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其实,他们也不敢上来,我们在扔“手榴弹”之前也喊“你们上来吧,给你们吃吃我们的‘铁西瓜’,味道还不错吧!”他们听到这么流利的普通话,就知道是“北京联动”的,就知道这个楼不好攻。随后我们就扔了几个“铁西瓜”,他们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两三个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罪名是政治武斗。武斗中杀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图财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杀人,第三也不是阶级报复。在“文革”的武斗中杀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监狱很拥挤,定员12个人的一个房间都关了20个人,我们那个房间更多,总共关了22个人。可我在监狱里高兴着呢!孩子嘛,没有什么愁滋味,狱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监狱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的。不过,我在监狱里接触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这种思想氛围里我得到一种精神灌输,我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言之无物,所以就想读书。

1968年9月27日,我从监狱出来,开始读书思考,进了中央学习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释放”:不戴帽子、不记档案、不剥夺政治权力、组织上负责保密。

我们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后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样,下乡、当兵、当工人。我们这代人经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只是很少人公开谈。我的反思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可以说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归结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很不顺,觉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养马人。他说我肯定做过大恶,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妈,她那大楼里住着一位老头会算命。我让他给我算命,他张口就问“你打死过人没有?”我强说没有。我下乡在内蒙古时,也有一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你命大,你经历过很多大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说“我杀死人呢?”他说“那也不了了之”。还有更绝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给捅了,我去自首,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反倒变成英雄。因为那个被我捅的人正好是个通缉犯。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

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某种共同经历,或者说共同记忆。我们都到岁数了,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人也就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有在同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不对,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际遇是天壤之别,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默默无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说。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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