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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将”王冀豫反思:个人罪恶是不能掩盖的(2)

“却道天凉好个秋”

那时的北京红卫兵运动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联动”已经被打压下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你争我夺,各个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斗争愈发严重,革命小将继续捣乱。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非常轻蔑,“他们算什么革命组织,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贱”。

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整天就是贴大字报、辩论,要么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抢鸽子。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积蓄力量,许多“老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抱团与其他派别的人对抗,最后演变成武斗。

不仅在北京,我们还到外地去参加武斗。我记得内蒙古武斗就提出叫“北京联动”去支援,内蒙古的红卫兵把车停在公主坟附近,请大家上车,拉到内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实就是去帮人打架。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对立派,总体上说,我们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组织的,跟造反派对着干。这也好理解,我们这帮人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们的父母,我们自然要保卫我们的父母。

虽说表面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们开了纪念大会,老兵乐队、老兵合唱团也成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斗、抄家、打人,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人参与。时过境迁,很多人不愿意再说,并不是不反思,他们是懒得说。换言之,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做过大恶,多数人就是跟着抄家起哄。

今天我们书写“文革”初期的那段历史,似乎仅仅局限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问题,事实并不那么简单。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个5%的人也都想变成95%,而每个95%的人都可能沦为5%,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作为平民子弟,他们从心理上是希望融入体制的,《出身论》的核心就是说,“人人都有革命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郑义是“文革”前特别优秀的一个学生,被当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为了不被大家抛弃,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许他走出那5%。那他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无论5%还是95%的人都在忠于毛主席的感情里斗来斗去。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从打人中找到乐趣

我刚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体育馆筹备 “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们 “老兵”就杀过去捣乱。具体讲,就是去打他们。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开会”,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工人体育馆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着军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一脸的桀骜不驯、不可一世。大院子弟从小吃得好、营养好,身体特好,从小过集体生活,组织性强,并且因为家庭的原因,几乎都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打起架来很凶。我混在其中跟着打,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围住一个打,被围住后撒腿就跑的好点儿,挨了两下打还想反抗的就惨了,那就纯粹是被殴打,我发现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会不会武术,噼里啪啦地拳打脚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他们把人打倒后,还用飞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脑袋嘣嘣地与水泥地撞击,鲜血直流。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我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自从我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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