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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干部忏悔“文革”:编罪行致老师耳朵被撕

《中国青年报》2013年08月14日12版

《中国青年报》2013年08月14日12版

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

当年,红卫兵让他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罪证”,用他的话说,就像背后刺中老师的“三支冷箭”。批斗时,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

这些年,宋继超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59岁的张红兵也因一次揭发而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文革”中,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不只一个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继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相识的报纸评论版编辑约稿,请他谈谈对一条新闻的看法。新闻中的主人公是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他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

“看到老刘写的这个,我感觉也得马上写一篇!”邯郸炎热的中午,宋继超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拍着大腿激动地说。他怕再错过机会,当时直接在邮箱里回复:“我也想道个歉,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哪个老师被斗啦,要么就是“大串联”时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过,只要提到郭老师,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继超的印象里,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但他上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

那时,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开小灶”。郭楷曾用3个周末,讲“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这三件事,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罪证”。许多年后,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也没有机会公布。

“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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