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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对中国改革的两大开创性功劳

[提要]:胡耀邦这个人看起来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他是深思熟虑的。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结构。一下子全盘否定它,或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可能出乱子;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应当创造一定的历史条件对它逐步改革。胡耀邦把政治体制改革当成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一步一步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和讯网特摘编如下,以供理论界学术研究与参考。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伟大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他的名字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改革时期联系在一起的。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提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收到报社理论部送来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大样。

原来,1977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具体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77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文章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此文在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一个指责电话。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后,《红旗》杂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红旗》总编辑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任的另一位《红旗》总编辑也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一位老同志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过程,但他是坚定地支持胡耀邦的。5月30日,邓小平让胡乔木等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对起草者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23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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