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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官场沉浮录:一生大起大落 晚年以反毛为业

【提要】在39年前的今天,1974年3月27日,中共领导人王明在莫斯科病死。王明作为1931年至1943年间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也很大。

纵观王明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岁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掌握实际大权,但不到一年就离开斗争第一线。33岁时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回国风光一时,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失去实权,并在37岁时受到批判,实际上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很快成为左、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党的批判……

王明

王明

  米夫的“得意弟子”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从反对中共中央开始的。

王明原是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青年学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校长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并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派别斗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王明于1928年带头开展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5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也“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开始时他的工作很不顺利。直到“五一”节前,他才和中央机关接上头。李立三对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于是派王明到中共沪西区委,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王明到达后,才知道那里已经有了通讯员,于是只能做候补通讯员,每天只是领来报纸,送发报纸。直到7月27日,才被调到沪东区委宣传部。10月中旬,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后,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请求营救,致使党的许多机关不得不立即转移。所以2月18日王明刚被交保释放,党中央就批评了他,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改派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做《劳动》三日刊的编辑。6月初,又调任中宣部秘书。这期间,王明写了几十篇文章,极力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张,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当王明听说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反对这个决议,共产国际也一直未批准这个决议时,便揣摩其意图,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与博古一起对这个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很恼火,立即给他们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又给了王明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会上讲的意见。8月,中央又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见虽然是对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

  从一般干部到掌控中央大权

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但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于六届三中全会,王明也曾表示拥护,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但共产国际看到中共中央报去的材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并于1930年10月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王明在离开上海以前,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立即改变态度,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反对三中全会,并以未撤销对他的处分为借口,赖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用激烈、尖锐的词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四天之后他们又向中央写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进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动是为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听劝告,进一步展开宗派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撰写、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方面进行串联,与罗章龙等人联名写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党内的政治、组织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2月9日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但正在这时,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他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并没有把握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扶上台,于是提议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任命他为江南省委(习惯上称江苏省委)书记。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王明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不到27周岁的青年学生,一个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一般党员干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跃登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从2月开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杨奎松《王明上台记》)

有个问题有些读者一直有疑问,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只排名第四,前面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张国焘于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王明也只排名第三。那么,为什么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错误叫做“王明路线”呢? 我想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明虽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操有实权,并且最受共产国际的信任。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时候也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实际上是“夺了权”,他“实际上做了总书记”。这就像李立三犯错误时不叫“向忠发路线”,而叫“李立三路线”一样;二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工作,实际上是以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纲领的,当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过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的体现和具体化。以后王明虽然到了国外,但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贯彻执行的还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条路线,即“国际路线”。在延安整风时,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并称,将这条路线称为“王明、博古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博古不幸牺牲,加上认错态度又较好,所以以后就只称王明的左倾路线了。当然,王明的这本小册子也是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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