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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汪东兴每天都看新闻联播 更思念毛泽东

我长期在中共早期革命领袖、著名烈士方志敏的家乡江西弋阳县从事编史修志工作。当年曾与方志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及其麾下的幸存者,不少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自然都是小小弋阳县的“人物”。编史修志者要征集文物和史料,更要“抢救”活资料,因此走访这些老同志就是我们必做的功课了。

土地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的汪东兴,当年就是方志敏等创建的红十军的战士。随着中国革命节节胜利,汪东兴在革命队伍中的职位渐渐提升。他身居要职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30年,直至伟人逝世。因此,汪老自然是我们眼中重要的工作目标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与汪老有书信和互寄材料的来往,至90年代又有几次进京面见机会。随着渐渐走近汪东兴,我们不仅对他传奇的革命人生留有深刻印象,似乎更感知到老一辈革命者丰富的情感世界。

热心支持家乡编史修志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曾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总参警卫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3月曾到江西省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两年后返京。

1976年10月,汪东兴以中央警卫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务和特殊身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坚决支持和配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鉴于他的特殊作用和贡献,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而到达革命生涯的最高峰。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汪东兴很快适应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和生活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远离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颐养天年的汪老,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汪东兴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让我们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记得有位京城作家想取得面见汪老的机会,便央求汪老的秘书刘桂民,声称与我们有点“关系”,于是“搭便车”跟着我们走进了汪老的院门。

汪老搬离中南海后就一直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与他比邻的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的居宅。记得我们初次登门是1994年5月。我们穿过花木葱茏的院落走进客厅,那时年近八十的汪老头发已经全白,但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腰杆笔直。

见面握手在沙发上落座后,我们先就他老人家多年来对家乡编史修志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谦虚地笑笑,连连摆手:“应该的,还是你们搞具体文字工作的同志辛苦。”

盛世修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掀起修志热潮中,汪老欣然担任了《弋阳县志》编纂顾问。不久,地方党史征集委员会成立,家乡的党史征集、编研工作又开展起来。汪老热心支持家乡编史修志,他不像一般的名人,仅仅题个字、写篇序、留个名,或是听听汇报点点头。他常常是带着老花眼镜,一笔一画地按我们的要求写文字材料;对于我们送他审阅的各种文字图片稿,也是一丝不苟地审阅把关。

我记得,县志出版前,我们将撰写的反映当年苏区斗争的历史材料及相关图片寄给汪老,请他把关。若干天后,刘秘书就给我们办公室来电话指出,我们绘制的弋阳苏区斗争形势地图有错误:汪老家乡余家坞,属弋阳五区,1932年已成立苏维埃政权,应属于红区,而地图上把它标成白区了。并告诉我们,汪老已在地图上亲笔做了修正,还配有文字说明。

那个“弋阳五区”紧挨着信江河岔地带,在比例尺“1:360000”的地图上只比黄豆稍大点,眼睛稍不留神,就辨不出那个错误。可就这点小纰漏,也没逃脱汪老的目光!不由得让人打心底里叹服汪老的认真和敏锐。

1994年那次见面,主要是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汪老意见的,并请他写序。话转正题后,汪老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

记得当时我向汪老解释说,“方志敏”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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